学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

这个议题让埃尔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绝参与:“当着那么多同龄人承认你很穷,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她的爸爸问一个工作人员。

在Providence的拉美裔中央高中,Claudio以荣誉致辞生的身份顺利毕业。在那时,他暗下决定,他不想在父母工作的海鲜工厂做工。当他遇到辩论队教练Dakotah
Rice时,他确信他能逃离西区,这位教练同时也是布朗大学的初代生。他俩常约在中央车站正对面的汉堡王,讨论Claudio的未来去向和他去布朗大学深造的可能性。“他了解我的背景,我们连着聊好几小时,我该如何踏入布朗大学,他总表现出一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可以的样子。”Claudio说。现如今,Claudio终于踏进布朗大学的校门,却看到了自己和其他学生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他误认为拉丁裔或者非裔的学生会与他的背景相仿,聊过几次天以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和白人同学一样富有。在起初一次吃冰淇淋的社交活动里,有位学生提到自己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接着问Claudio的家境,当Claudio告诉大家父亲是一位焊接工时,对话尴尬地戛然而止。在那个学期后半段,他向一位家境优渥的同学吐露,他妈妈正向他要钱支付账单,那位同学表示抱歉,这让Claudio的心情更糟了。从那以后,他不再在公开场合袒露家里的近况。

有时,特德会怀疑进入哈佛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他知道,进入哈佛可能让他远离父母那样终日为经济挣扎的生活。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Barros在大一这一年选住单人宿舍,倘若要和来自特权阶层的学生住在一块儿,她会觉得很别扭。“你随处能看到自己与他人的阶级差异,从你的穿着到你说话的方式,”Barros说。她现在已经是一名社会学专业大三的学生了,坐在学院宿舍餐厅外的公共空间,天花板高高地悬着。大一大二的时候,Barros在课上很少发言,因为怕发错音,她能通过阅读理解那些复杂的词汇,但很少有机会大声说出口。如果她真的说错了,也并不会有人来纠正她。班级里很快就有了各式小团体。“友谊是基于你的消费能力,当你没什么消费能力时,你很难有朋友。如果有人喊你一起吃晚饭看电影,你得赶紧答应下来。”Barros说。她很快和另外两个家境差一些的学生走近了,似乎她们之间的共同话题更多些。同学们谈论着买200美元的衬衫,或是计划去异国度春假,这都让Barros感到无法融入,她认为那些学生想不到自己会给其他人造成怎样不悦的感受。最近的一堂社会学课上,Barros的导师要求学生们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定位,并进行讨论。有人称自己来自中产阶级,有人称自己属于上流社会。尽管Barros已经习惯上课发言,这一次她还是选择沉默,关于社会阶层的讨论让她感到不适。她说:“向同龄人承认自己的贫困实在很痛苦,谁想站起来在课堂上孤零零地说这些呢?”

经济背景还影响到交朋友。“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尔说,“比如,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这群初代生们放佛迫降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在这里,许多孩子能轻而易举得到非常精英的实习机会,通过他们父母的名望,并能理直气壮和教授据理力争,“寒门”学子们感到了自己的劣势。即使他们身处全国最精英的学府,而他们的社会背景仍主导着他们在校园里的发展。研究表明,中上阶层的孩子们更善于在校园里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可用的资源。而“寒门”学子们更习惯于自己处理事情,因为他们很少能得到父母那辈的帮助,无论是指点家庭作业,或是大学申请等事务,同样地,他们也很少去写作中心,或教授办公室寻求额外帮助。Yolanda
Rome是布朗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院长助理。她表示,许多贫困生在论文得到C后,哭着去找她。当问及学生是否和教授聊过时,回答经常是否定的。“我们正努力在改变校园文化。”她说:“这些学生们得明白这一点,寻求帮助并不成为他们的弱点。”

特德出生在牙买加平原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他感觉,哈佛大学不是为自己这种背景的孩子设立的。许多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创立公司或公益组织,而他们的资源一般都来自父母。“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特德说。

“上层。”另外一个学生说。

全额奖学金进入藤校的确扭转了“寒门”学子的人生,然而这只是第一关。一旦进入校园,这些学生会感到强烈的孤独感,异化感,甚至自信心直线下降。尽管受到种种优待,免了学费和住宿费,保住了工作等等,这些“寒门”学子还是无法拥有足够多的零用钱,仍无法与自由支配钱包的同龄人平起平坐。其中一些学生认为,他们无权向同侪,或者学校行政人员投诉任何事,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作“忘恩负义”。

原标题:寒门学子进入常春藤名校之后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他说:“我为你感到抱歉。”

Dixon常常将自己割裂成两个身份:一个是“乔治亚Julia”和“耶鲁Julia”,这点连她父母都感觉到了。念大学的三年里,当Julia第二次回家探望父母时,父母在吃晚饭时提出自己的担忧,害怕Julia受到的教育会让她从父母身边割裂开来。“我不想你因为我们感到羞耻。”父亲说。起初,Dixon不会和父母聊起她在学校的经历,比如课业难不难,或者手头紧不紧张。打那顿饭以后,Dixon意识到,其实只要大方地和父母聊聊自己真实的困扰,她和父母才不会生疏,尽管那些困扰在父母听来都很陌生。

“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爸妈而感到羞愧。”

(原标题:《在藤校做“穷”学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从你穿的衣服,到你说话的样子。”

如今,White已是一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是哈佛大学初代学生会(First
Generation)的副主席。他呼吁,为那些父母从未上过大学的学生们创造积极的制度变革。Barros则是主席。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这个学生会成了哈佛贫困生的避风港,“first
generation”并不意味着贫穷。在2014年首创该学生会的Dan
Lobo表示,当贫困生们意识到自己是家庭中第一代踏足“精英校园”的人,而不是意识到自己有多困苦后,他们也就愿意承认融入过程的辛苦。Lobo出生在来自佛得角的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在Logan地区附近的宾馆工作,父亲是厨师,母亲是服务员。为了切换到“哈佛模式”,Lobo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某天,在和两个境况相近的同学共进晚餐后,Lobo意识到这群人是校园里“隐形的少数群体”,不管是交友还是学业,他们都进行得都格外困难。Lobo决意要自己站出来,以初代贫困生的身份组建初代学生会。他倡导人们公开讨论社会背景对大学经历的影响,试图去创建一个鼓励校园变革的社区。Lobo表示,那时候人们对初代贫困生的处境只字不提。他在获得最高荣誉学位后,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帮助有色人种的孩子进入精英高中私立学校。“哈佛虽然接纳了我们这群贫困生,但等我们真的到了那儿,他们也不知拿我们怎么办。”Lobo这么说。

当埃尔·巴罗斯作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她感觉特别不适应,就好像她的额头上刻着“低收入”3个字似的。校园里的树那么绿,鹅卵石铺就的道路那么精致……这些景致美好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像我这样的女孩不属于这种地方。”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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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在同龄人谈论购买一件200美元的衣服,或者去国外度假的时候,埃尔总是不知道怎样加入讨论。

不情愿寻求帮助是否会影响毕业率?在藤校也许影响不大,但在全国范围内,初代生的学士学位毕业率只有11%,而藤校贫困生的毕业率激增。从I’m
First收集的数据来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线上初代生社区中,98%的人群可以在6年内从四年制的学业中毕业,在布朗是91%,现实比例可能更高。

毕业之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紧张。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的关系到大公司实习。即使单看个人表现,在面试的时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普遍存在自信问题,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公司里的律师、高管或华尔街精英。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见识职场精英的世界。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校园文化,”约兰达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Beth Breger是Diversing
America领导企业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非盈利组织,每年为100名优秀“寒门”学子提供帮助,让他们进入大学。它们的学生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度过了七个星期,来学习领导力相关课程,参加有关写作、标准化考试、准备和校园生活等方面的研讨会。他们能够接触校园内的多种资源,比如职业规划中心,他们在那可以学习如何联络和准备面试。“我们的学生有能力胜任学术作业,但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在校园社交和文化上融入:比如为什么很有必要和学术顾问和教授见面约谈,怎样进入医疗中心的系统。我们不想让他们觉得利用好资源是不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有着类似的面向新生的“过渡”项目。Breger说:“这关乎孩子们的自信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公司律师,或是华尔街交易员。他们的家人没办法给他们展示这样专业视角的场面,我们想拓宽他们的视野。”

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的谈话不再围绕过期的账单展开。她有机会从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雷娜塔·玛汀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披萨送餐车的司机。学校给她提供了9万美元的助学金,但她在校园里仍然需要依靠“化缘”度日——因为患有“身份认同焦虑”,雷娜塔去看心理医生,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支付了诊费中的大头儿,但她连15美元的自负部分也承担不起。“学校认为,十几块的‘额外费用’人人都能承担,但事实是,我们不能。”

一月中旬的某个礼拜天,在Providence西区Waldo街的一间破旧的三层公寓里,18岁的Alejandro
Claudio刚刚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袋。公寓的门廊有一座圣玛利亚雕像,隔壁是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冬歇以后,学校和住处只有15分钟车程的距离,但对总穿着棕色汗衫和红袜队帽子的Claudio来说,布朗大学离他成长的街区隔着一条银河。在校园里,他就像身处山顶的完美世界,家里的焦虑被抛在九霄云外。Claudio的妈妈在日托上班,爸爸是一位焊接工,两人拼命工作,勉强付房租和水电费。主修社会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Claudio很明白,他必须成功。“如果我失败了,我不得不被打回到贫困线,去工厂打工。我得拿到好成绩,找到好工作,争取足够丰厚的薪水来养家。”

可是,进入哈佛之后,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

让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Stephen
Lassonde,负责学生生活的哈佛大学系主任表示,第一代“寒门”学子特别要强,他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身份较劲,并试图高于自己的社会经济背景去生活。“尽管我们试图让他们感到融入,但他们的室友们和同学们仍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排除在外,有些并不是故意的。”他说。

大学一、二年级,她在课堂上很少开口,因为担心用错词,发错音。埃尔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在家里,父母说西班牙语。埃尔出生在纽约,但她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英语。正因为如此,虽然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理解许多单词,但她不敢大声地把这些词说出来——很少有人会纠正她的发音。

朱莉娅在佐治亚乡下长大,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如今,她戴着黑边眼镜,涂着茄子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经和从前的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

Rakesh
Khurana是哈佛大学的系主任,在皇后区长大,父亲是Bronx的一名教师。他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学生在校园里更自在一些。”为此,他近来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去年12月,哈佛大学任命了两位初代生作为联络员,一位在财务援助办公室,一位在职业服务办公室,为了帮助部分学生的身份过渡。今年1月,来自缅因州的初代生,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生Jason
Munster被称作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初代生导师”。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且很困惑,Munster正是那个能帮助你的人。Munster的本科就是在哈佛念的,他同时也是哈佛初代校友网络(First
Generation Alumni Network)的联络人,该协会和初代学生会同时期成立。

约兰达·罗莫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在考试得C后会痛哭。他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而富裕的孩子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论。

经济背景还影响到交朋友。“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尔说,“比如,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当Junior Juilia
Dixon踏入耶鲁大学Trumbull学院的咖啡厅,负责快餐窗口的厨师把汉堡翻了个面,说:“嗨,Julia小姐,我今天能为你做什么呢?”Dixon戴着黑框眼镜,涂着日本茄子颜色的口红,她生于乔治亚洲的农村地区,家里11个孩子,她排行老二,一家人靠着粮票过活,这些离耶鲁大学似乎十分遥远。她每每看到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都感到很亲切。有一次,她父母租了辆车,开来参观她的校园。父母们面对Dixon的朋友们显得很不安,但却主动向餐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问:“你能帮忙照看下我的小女儿?”父母愿意寻求帮助的是餐厅工作人员,而非学校行政人员或者教师,在本质上和从大一起困扰Dixon的身份问题一模一样。

但减免学费只是帮助寒门子弟克服了第一个障碍。“上名校是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特德·怀特说。

“中产。”一个学生说。

贫困生们在藤校校园也许会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渐渐觉得自己在家也无法得到归属感。布朗大学的一位发言人Rome表示,“通常,来了藤校的这些学生们会想家,回到属于自己的群体中去,然而藤校生活带给他们很多改变,从遣词到外形,他们也不再属于原本的家了。”

“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她的爸爸问一个工作人员。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尽管如此,学生们仍指责哈佛大学在初代生方面的决策太过迟疑,比如为初代生在大一入学前提供“过渡期”项目,一直没做起来。Khurana认为,这样的指责不成立,学校仍在考虑怎样才能为初代生提供最周到的帮助。“我们的专案组一直在思考,如何为这些孩子们创造最好的环境?什么是最理想化的?我们能不能更早地让孩子们建立联系?某些财政援助是否能简化?我们的目标是尽早填补这个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