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条例,坚固外壳

  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高效的立法速度足以证明立法解决国内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充分证明了民生问题的分量。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简单对话

——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透视我国校车安全与发展

   
然而,就目前的讨论热点来看,媒体和社会大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所谓校车享有“特权”上:如对校车赋予优先通行、在消除违法行为的前提下先放行后处罚等“特权”,对于不避让校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500元以下的罚款。这些给予校车的“特权”,的确反映了有关部门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也是对于惨痛教训的积极应对,社会公众也对此高度关注,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孩子的关切,是一种制度的进步,更是观念的进步。

  Q&A

新华网北京4月10日电(新华社记者陈菲、杨维汉、邹伟)随着数起惨痛校车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校车安全”话题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思。一边是校车安全形势严峻,一边是迫切的农村校车需求。矛盾怎么化解,问题怎么解决……经过4个多月的紧急部署、起草、论证,国务院日前正式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为校车安全与发展开出“治病良方”。

   
但是,如果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校车特权这一问题上,则有一叶障目之嫌。校车制度能否落到实处,孩子的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界定清晰校车管理的权属问题,权利和义务明确,贯彻落实才会有保证。

  周洪宇(微博)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微博)(微博)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提倡就近入学,发展公共交通,保障农村需求,体现共同责任……条例立足我国国情,着眼长远发展,抓住核心问题,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保障校车真正驶上“安全通道”。

   
此次有关校车条例的制订,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主持颁布,体现了中央的权威性,对于各级政府贯彻落实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明确校车的责任主体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承担,把校车的事权下放给了地方,更是一大进步。眼下需要进一步落实的是具体部门在其中应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校车安全,牵涉到财政、教育、交通、质检、安监等多部门,任何一个环节有纰漏,校车管理都会出现问题。更何况我国地域广大,各地的经济、教育情况都有不同,以什么样的标准配备车辆,如何管理,恐怕需要各地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拿出相对应的措施来。

  早报记者 黄志强

治理校车安全事故需“对症下药”

   
另一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在其中的责任须界定明确,笔者以为不宜把过多的责任交给校方。原因在于作为教育机构,学校并没有交通行政管理方面的职权,对于校车的管理以及约束,显然不如权力机构来得有力。如果发生事故就找学校,那么学校可能倾向于取消校车,这在很多地方都已成为现实。应当设法减轻校方压力,这样更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推行。更何况,保障校车安全,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支出,这些钱,究竟是政府出、学校出,也应当明确。

  简光洲 权义 卢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校车看似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也反映了一个教育的问题。校车安全究竟是通过发展教育来解决,还是通过发展交通工具解决是立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以校车制度比较完备的美国为例,目前全美有超过47万辆的校车每天接送近2500万名的学生上下学。美国所有的校车和校车司机都归校车委员会管理,属于政府机关,那些司机也都属于公务员,相关的开支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支付。这值得我们参考。

  2011年11月,甘肃正宁校车事故,21人死亡;12月,江苏徐州丰县校车事故,13人死亡……在过去的一年里,校车事故和离去的儿童一次又一次刺激公众的神经。

条例出台前广泛征求过公众意见,大家也对引发校车事故的原因进行了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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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宁校车惨剧发生后不足一月,《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两会,“校车安全”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新葡亰平台游戏网址,——近年来进行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一些地方在条件和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撤点并校,给校车安全埋下不少隐患。广大农村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乘坐机动车出行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交通资源的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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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长期关注校车安全,被网友称之为“周校车”。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周洪宇就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并得到相关部门回应。去年年底,他联系各界专家综合形成了《校车安全条例》(湖北专家立法建议稿)。

——接送学生的车辆结构混杂,一些私人载客车辆甚至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三轮汽车都参与接送孩子。这些车辆安全状况差,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超员、超速、无牌无证等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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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周洪宇表示,校车安全应遵循“儿童优先、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立法原则,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运行模式,他提出设立专门机构监管校车安全,并提醒说,校车的配备和条例的出台只是一个起点。

——需求旺盛与资源匮乏矛盾凸显。但是,如果仅仅加大监管力度,依靠有关部门的一次次运动式整治,对“黑校车”一停了之、“黑幼儿园学校”一关了之,安全问题是解决了,孩子上学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长计议,事情的发展就可能面临“事故——整治——事故”的尴尬局面。

  校车概念界定可以更严密

最终,条例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校车安全问题的总体思路:地方政府依法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交通风险。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需要的农村地区,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东方早报(微博):去年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各界意见。你认为该条例有什么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

“因为校车是孩子们集中乘坐,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救能力差,对各种情况的反映能力不是很强,所以要强调就近入学,这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对确实需要乘坐汽车的学生,应该首先通过公共交通和客运班线来解决。”国务院法制办工交司司长赵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周洪宇:总的来看,《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立法宗旨明确,立法思路清晰,对涉及校车安全的主要问题都有涉及,注重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施步骤比较稳妥,问题考虑得比较全面。

赵晓光表示,条例对校车服务,提倡和支持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地区,而且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的交通安全。这样一个层次的考虑,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

  当然我们从民间的角度,从学者的角度觉得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是立法原则缺失,可以考虑在第一条“立法宗旨”之后,加上一条作为第二条,内容为“儿童优先、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分步实施”,这点明确后,条例后面各条有关政府职责的规定及其实施就有了总的依据。

对此,王敬波表示:“校车安全事故的出现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事故,而与教育制度和校车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从当前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校车安全问题的方法。”